名师涉嫌抄袭，公众为何迟迟不肯饶恕？
胡红梅事件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，且仍在网络发酵中。
最初关注到她，是在茅卫东老师的一篇文章里。
茅老师在文章里写道，胡红梅是深圳的一位名师，头上顶着“全人教育奖”、“百千指导名师”、“阅读推广人”等光环，还是学校的副校长，业余又出版多本书籍，可谓著作等身。
这么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名师，却被曝出抄袭多人著作。她不但大段抄袭其它作家文章，抄袭某教师精心挑选的阅读书单，还抄到了台湾，几乎整本书抄袭台湾作家林枚玲2008年出版的《假如要有学习单》，除了把名字改为《儿童阅读的导读智慧——学习单设计实例》之外，其余包括作者自序也照搬，并落款为胡红梅。
有网友爆料，连胡红梅外出开讲座、上杂志的讲稿也都大多来自于一个叫大猫的老师。
这样大张旗鼓、不加掩饰的抄袭在教育界闻所未闻，再加上胡本人的知名度，一下子舆论哗然，引起了教育界的公愤。
此事发生后，胡在朋友圈里发出了致歉声明，但“如果还得不到原谅，就遗书奉上”这句有撒泼打滚嫌疑的道歉声明彻底激怒了公众，一时间被口诛笔伐，胡如过街老鼠，教育界人人喊打。
同是教师，我实在不愿意在胡红梅遭此痛击之时也撰文笔伐，尽管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。但是，讨论一下这件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。
一、胡红梅为何会如此“丧心病狂”地抄袭？
众所周知，一个只知道埋头苦干、专注于一线教书的老师一般是没有前途的。
有人曾经总结了这样一句话：要想在全校出名，靠成绩；要想在全县出名，靠公开课；要想在全省出名，靠写论文；要想在全国出名，靠出书。
这几乎可以算是教师“自我成长”的路线规划图，且已经被多位“名师”证明行之有效。
有名自然有利。
有了一系列荣誉，教师在职称和各种评优评先上就占尽先机。
在很多学校，一旦评优评先往往还能担任行政职务，脱离一线教学。
对内对外的一切奖励都有优先权。
省级名师还能开“名师工作室”，一年有十万以上的经费。
还能获得各种财政补贴、名师津贴，并被四处邀请开讲座，出书，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。
而一线名师如果专注于教书，是很难获得以上荣誉的。能力不够是一方面，精力不够是最主要的原因。
众所周知，一位教师要想管理好自己的一个班级，让学生在纪律、成绩方面出类拔萃，至少需要花费八成的精力。
而仅仅做到这些，只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普通一线教师，得到最基本的工资待遇，离“名师”的要求相差甚远。
若要获得名师荣誉，则需要把大半甚至全部的精力用来做课题研究，写论文，出著作。
而在一线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课题，要想做课题研究，是需要“资本”的。
这个“资本”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教学实力，一方面来自于“与上级良好的沟通关系”，而后者往往重于前者。
这一点广大一线教师都有深切的体会，在此不再赘述。
一个教师一旦把精力放在“获取荣誉，攫取光环，成为名师”上面，基本上就没有精力搞一线教学了。
基于此，胡红梅“丧心病狂”的抄袭就可以理解了，一是她可能能力不够，二是她精力不够。
作为一个已经脱离了一线教学的名师，只有抄袭，唯有抄袭，才能保持她旺盛的教育“创造力”。
说到底，还是为了利益。
二、公众痛恨的不仅仅是抄袭者。
“名师脱离一线，一线难出名师”已经成了教育的一个怪圈，被一线教师深恶痛绝。
某些名师因为长期脱离一线，所输出的教育观点往往无法适应课堂，在一线教师看来，纯属隔靴搔痒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并不能使他们心服口服，更遑论学以致用了。
小贝曾经私下听过很多一线教师在谈到某些国家级名师时说，他们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”，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不如闻名”。
很多所谓名师的先进理论唬唬外行和初登讲坛的人可以，但凡在教学一线浸润多年的教师都能看出来这些理论的悖离实际。
但就是这样的名师，却能得到比一线教师优渥甚多的待遇，所到之处，鲜花掌声，名利双收。
这让那些一心扑在教学上，半生辛苦在课堂的教师感到极大的不公平。
他们表面上是诟病这些名师，实际上是对教育评价体系不满。
归根结底，还是教育评价体系出了问题。
这几天，某省爆出“疫情期间，院长比一线医护拿的补助多”的问题。
其实在教育上，这个问题早就成了常态。
校长比中层领导待遇高，中层领导比一线教师待遇高是见怪不怪的事实。
虽然一线教师呕心沥血，以校为家，生病不敢请假，轻伤不下火线，但他们的工资、绩效、奖金永远都是垫底。
不患寡而患不均，教师最痛恨的是教育评价体系的不公平。
但目前，基础教育的评价体系就是注重教师的头衔和光环。
比起教学成绩，头衔和光环的漏洞更大，被人为影响的因素更多。
名师，到底是因为在教学上成绩突出、贡献卓著，还是因为会利用人脉、沟通关系、获得“头衔”而出名呢？
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。
三、基础教育和过度教研孰轻孰重？
一直以来，“把教育还给课堂”“让老师回到课堂”在一线教师中的呼声都很高。
写论文、做课题、出科研成果，在中小学已经成了老师们人人必学的技术。
一位教师即使教学成绩再突出，再深受学生喜爱，也无法仅凭此成为名师，这就逼得一线教师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搞研究，以得到评先评优必需的硬件。
且不说这些证件和研究成果有几分真伪，几分真才实学，即使这些成果都是来自于真实的研究，它对于一线教学、对于基础教育又有多少帮助？
新华网曾经报道过一个叫龚德才的老师，他是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师，他因31年“专注教学，不评职称”的另类，55岁在网上走红。
学院每个班要推选出一个最喜爱的老师，龚德才每次票数最高。
有不少学生留言说：“大学能遇到这样一位老师，幸甚至哉。”
“除了龚老师，后来再也没有遇见过能不用ppt就讲古文的老师了。”
“龚老师让我看到了一位良师该有的样子：腹有诗书，心存风骨。为人师，春风化雨;为君子，不争炎凉。”
他的经历被大量转发，引发网友讨论:
“大学老师到底是课讲得好重要，还是科研搞得好更重要?”
这个问题也同样值得中小学教育探讨。
一线教师做教学研究并无不可，从实践到理论，从理论到实践，对提升教学水平的确有帮助，但牺牲教学，过度教研有无必要？
若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教研上，哪里还有时间搞教学？
我最喜爱的管建刚老师是一位从一线走出来的名师。
他的所有研究、所有著作都不是干巴巴的理论，都有活生生的课堂做支撑，每个教学研究都来自于他自己的学生，每一个案例都是自己的原创，且能让一线教师拿来就用，很具有克隆性和实用性。
我们期待这样的名师多一些。
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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